2025.02.14 人的生命尊嚴

人的生命尊嚴

本文講者: 西班牙Orihuela-Alicante教區主教 José Ignacio Munill

經驗告訴我們，每一種訴求，即使是最偏差的主張，背後也隱含著某種需要被承認和保護的價值。這種情況也不例外：在安樂死的明確請求背後，隱藏著一種無助的心聲，那是一種渴望透過緩和醫療（安寧療護）獲得幫助的無聲呼喊。
事實上，西班牙至今仍未制定全國緩和醫療法（National Palliative Care Law），也沒有相應的預算來支持這項事業，包括醫療專業化、疼痛控制單位、病患與家屬支持計畫等。儘管在這一領域已有一定進展，但仍遠遠不夠。不幸的是，社會往往會選擇「捷徑」——安樂死法，以逃避推動人道關懷的緩和醫療法所需的努力與承擔。
這一點澄清後，我們才能以必要的平靜來探討這一核心議題：是否存在「協助自殺的權利」？ 遺憾的是，政治討論往往迴避了人類學層面的思考。然而，有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：與墮胎不同，西方國家對於承認所謂的安樂死權利顯得更加遲疑。這是否因為我們不可能一邊打擊自殺問題（在某些年齡層中是主要死因），同時又合法化安樂死，畢竟「吹氣和吞嚥不能同時進行」？這是否因為我們擔心社會會步上荷蘭和比利時的後塵，進入滑坡效應（slippery slope）？這兩國已將安樂死適用於精神病患者和新生兒，這些案例顯然無法取得本人的同意。還是因為與墮胎不同，潛在的安樂死受害者仍擁有投票權，因此政府較為謹慎？

荷蘭，協助自殺，精神病患占總數的百分比（圖片: 經濟學人）

生命尊嚴的基礎
與墮胎問題類似，探討安樂死的關鍵在於：我們如何看待「人的生命尊嚴」？ 遺憾的是，由於教育體系中缺乏哲學與宗教的培養，導致當代社會的價值觀過度依賴情緒反應，而非理性思辨。當理性被邊緣化，取而代之的是情緒化、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，這無疑削弱了我們對生命議題的客觀判斷。
無論是有信仰者（無論是哪種宗教）或無信仰者，我們都應該將社會共存的基礎建立在自然法則（Natural Law）之上。生命的起點與終點並不屬於我們，這其中蘊含著一種深刻的理據：人的尊嚴遠遠超越自然界中的其他生命體。人的終極尊嚴，來自其靈性本質，而不僅僅取決於個人的功用、情緒、受歡迎程度、感情生活、健康狀況、經濟條件等。這些因素雖然會影響我們的生活，卻無法決定我們的尊嚴。以下幾點可作進一步說明：

「存在Being」超越「擁有having」：地球上最貧窮的人與比爾·蓋茨或傑夫·貝佐斯擁有同樣的尊嚴。
「存在Being」超越「行為doing」：人的尊嚴不取決於履歷表或工作表現。矽谷的頂尖工程師與工廠裡擰螺絲的工人擁有同樣的尊嚴——不多也不少。
「存在Being」超越「感官能力sensory ability」：人的表達能力與感官功能並不影響其尊嚴。一位盲人或啞巴的尊嚴，與黃金時段電視節目的主持人無異。
「存在Being」超越「情感affectivity」：在這個情緒主導的文化中（廣告行業尤為明顯），我們似乎正在將情感神聖化，以取代理性。但我們必須記住，情感受制於文化、教育、生物與心理因素。無論情緒多麼重要，人的尊嚴依然高於由環境變化所激起的情感影響。
「存在Being」超越「意願wanting」：如前所述，生命的存在並非由我們的意志決定，而是生命賦予了我們意志。因此，當「意願」與「存在」相悖時，這反映出一種身份危機，源於人對自身基本尊嚴的遺忘。

人的尊嚴植根於我們人的身份（personhood），而不僅僅是生物層面的存在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們是兒女、父母、配偶、兄弟姐妹，正是這些關係讓我們值得被無條件地愛護，不論我們的優勢、局限，甚至情感能力如何。愛，遠遠超越了單純的情感！

我特別想強調一個在長者中經常聽到的說法（這或許反映出某些情境下，所謂「自由選擇安樂死」背後隱藏的情感操控）。許多老年人常說：「我絕不想成為別人的負擔！」這句話雖出於善意，卻是一種嚴重的誤解。照顧我們的父母，使我們成為更有愛的子女，讓我們不至於落入對生命的膚淺態度中。試問：是否正是長者、病患與身心障礙者，讓我們更深刻地體認生命的不可侵犯價值與尊嚴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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